刘瑞明 亢延锟：改革要充分发挥“联动效应”
作者简介
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亢延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1期（总第87辑）。
全文3526字，阅读约需8分钟
改革要充分
发挥“联动效应”
为什么要关注改革的联动效应？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各项改革都往往集中于某一个领域内部，这种改革固然能够解决内部的一些问题、改进效率，但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找不到问题的症结陷入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境地之中。事实上，如果深入考察，很多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往往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有的病症表面上是在一些领域，但是，如果追根溯源，有可能病根却在另一些领域。
因此，今天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具备两种思维：一是要有全局思维，在把握整体的局面下合理进行各部分的改革，避免政策之间出现冲突；二是要有联动思维，一个部门、一个领域的改革，不仅会对自身产生改革效应，或许还会促进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对于前者，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和呼吁，但是对于后者，仍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
改革的联动效应为什么重要？一方面，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愈加严峻，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对此，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以改革促增长，释放内在增长潜力，对冲环境恶化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不仅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也在逐步收缩。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好啃的骨头基本都已经啃完了，剩下都是难啃的骨头。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利用改革的联动效应，来促进多个领域的改革，或许是目前成本较小、阻力也更小的改革措施。
联动效应的实例：
文化体制改革和旅游产业发展
关于改革的联动效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旅游产业的联动效应。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乍听起来隔了八丈远，可为什么文化体制改革会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呢？这就要从为什么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说起。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化体制是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并且延续了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
文化产业内部以公有制文化企业为主，内部分配具有严重的“平均主义”弊病，“大锅饭”的体制使文化企业的创新严重不足，文化产品的种类十分匮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改变长期以来低效的文化管理体制，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文化领域管制的放松却使得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催生了文化旅游这一新型旅游业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体制改革大幅放开了文化领域的管制，不仅使诸如华侨城、宋城集团、横店影视城等龙头企业迅速成长起来，还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旅游娱乐产品。这些内容多样的文化旅游产品主要由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打造文化旅游系列品牌活动，举办含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例如由泰山旅游圈和汶河流域为主要空间地域，打造体验“国泰民安”文化、满足祈福平安需求的文化旅游品牌——平安泰山。二是打造高品质旅游演艺产品。例如延安大型红色经典演出《延安颂》和大型实景演出《延安保卫战》，这不仅改变了红色旅游的消费模式，还延长了传统景区的生命周期。三是通过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开发旅游文化产品，例如广为人知的“天津泥人张”和“安塞腰鼓”。
第二，文化体制改革促使了文化旅游产品创新、丰富景区内涵、改变了单一的游览方式，从而延长旅游产业链，使“过路客”变为“过夜客”。这一转变意味着旅游收入的大幅提升。一个过夜游游客所带来的旅游收入，是一日游游客的三到四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白天翻山头，晚上抱枕头”是人们对张家界武陵源景区传统游览模式的调侃，自从武陵源区被列为湖南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区县之后，催生了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形成“白天游山玩水钻溶洞，晚上看戏逛街品美食”的全新旅游模式。《张家界·魅力湘西》、《烟雨张家界》、《梦幻张家界》等文化旅游产品不仅登上央视春晚，扩大了景区影响力，还增加了游客的消费，实现创收，仅旅游演艺一项，就使游客人均花费增加300元。
那么，文化体制改革对旅游产业的促进作用具体有多大？根据我们最新的文章估算，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城市，人均旅游收入提高了1900元，人均旅游接待人次提高了1.1人，分别提高了54%和29%，在就业方面，文化体制改革的城市平均每年多增加了将近3000个就业岗位，并且主要分布在文化、娱乐行业以及住宿餐饮业。可以发现，文化体制改革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分布在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行业，这对于吸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也有重要意义。
联动效应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文化体制改革能够产生这样的联动效应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体制改革大幅度放松了管制，从而使市场自身的活力得到激发，充分调动了市场的力量，这正是中国40年经济改革得以成功的核心逻辑。
市场活力的激发使市场主体更富生机。文化体制改革之后，一批的民营旅游企业和外资旅游企业进入了文化市场领域。一方面，这些企业进入文化旅游这样一个新兴产业，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必不可少的多方面的资本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新进入的企业往往具有先进的文化旅游发展理念、技术、管理水平，不仅为其他企业做出了示范，也为传统企业带来了压力，这能够对于整个行业发挥“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的作用。
市场活力的激发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整合的方式可以被更好地发挥。一些原本分散的旅游资源被市场机制很好的整合在一起，充分发掘了文化旅游的市场价值。比较常见的途径有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品牌、打造高品质旅游演艺产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引导开展品牌化经营、建立主题公园、旅游度假区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皇家粮仓的厅堂版《牡丹亭》的成功开发。众所周知，昆曲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难度极高，但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艺术家、运营公司和地方政府实现了三方的紧密协作，不仅使传统曲艺得以流传、更实现了商业运作和社会效益的完美结合，成为地方旅游业的一个响亮的名片。
从中可以看出，改革的联动效应，是借助于“放松管制”和“市场活力激发”来实现的，也即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些领域放松管制、实现市场化，那么，其不仅能够促进本行业的发展，而且可能激发关联行业的发展，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
政策启示
上述文化体制改革和旅游产业的联动效应，至少可以带给我们如下四点政策启示：
第一，中国的改革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改革的联动效应，不仅会提高未来改革的效率，还会降低改革的成本。并且，在此基础上若是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市场的力量，还能避免政策之间的相互掣肘，增加改革的全局性和整体性。
第二，中国未来改革发挥联动效应的空间仍有很大。这是因为从文化体制改革的例子可以看出，越是基础的领域，所关联的范围就越大，牵扯的领域就越多，联动效应的发挥余地也就更大。而目前我国基础领域的改革推进的仍较为缓慢，例如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仍不深入。可以想象，未来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基础领域的改革，所能产生的联动效应，要远大于文化体制改革。
第三，发挥改革的联动效应，会更有利于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淘汰落后产能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而文化体制改革的例子说明，通过放开传统管制的领域，不仅可以破除传统行业本身的壁垒，而且可以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来激发新兴产业形态，实现“一石多鸟”的效果。
第四，发挥改革的联动作用，有利于区域平衡发展。事实上，如果回顾我国东中西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如果能够通过改革的联动效应的发挥使得相对落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得以提升，那么，其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会更明显，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地区平衡。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例，一个事实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具有更为独特、优越的旅游资源，但是中西部地区各方面体制束缚也更为严重，这导致长期以来这些地区的优势未能得到合理利用。文化体制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很好地激发了落后地区的旅游资源禀赋的优势，真正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带动了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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